取消药品加成后，巨大的财政亏空压力极有可能迫使医院通过其他途径继续获取药品利益，从而导致药企与医院之间的利益藕断丝连，但甘肃打算彻底斩断这些潜在利益链——8月15日，甘肃医改办宣布成立医改应急领导小组，接下来将对各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执行情况开展巡查，包括对基金收支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对医疗服务行为进行督查等。

无独有偶，就在8月14日，浙江发布了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意见，明确将在未来3年持续开展医院巡查工作，同时发挥医保监管、医疗服务价格监管等作用，对医疗服务不正之风案件、商业贿赂案件严肃处理。

然而，这两个地方的医院巡查和对药品购销的监督都不是个例，今年3月，国务院医改办主任贺胜高调宣布今年要全面取消药品加成之后，各地的卫生系统行风建设等相关文件迎来出台高峰，“打击药品利益体外循环”、“整顿药企与医院利益链”等尖锐字眼频频在各式文件中出现。

今年6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关于加强卫生计生系统行风建设的意见》拍板定案：接下来要建立卫生计生系统征信体系，加强医院巡查和开展医药购销专项整治等工作。

意见下发之后，严正医疗服务风气和严整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的高压氛围持久不散，医院与药企的关系面临全国范围内的严整肃清，既往隐藏的利益链，也正在被大面积曝光。

以安徽为例，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前段时间上了一回头条，上榜原因是该医院明确“医院严禁医疗卫生人员介绍患者到院外指定地点否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其严厉打击院外指定处方的行为还受到安徽卫计委褒奖。

而在上海，《关于进一步加强行风建设和整治药品回扣的实施意见》更是直言不讳，除了表明要全力整顿药品回扣，还要求各办医主体应对医疗机构投资企业、出租场地经营药品器械加以清理整顿，杜绝医疗机构出现规避执行自费药品管理的“体外循环”现象。

持续的高压环境势必影响药品的在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对药企来说，顺势而为调整自身资源的分配模式，是医改大潮中进则抢占先机、退则明哲保身的必然选择。综合全国各地的相关文件，不难发现，去年以来，新一轮的医药购销整顿，有以下特点：

1.更密集的医院巡查。

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文件，持续且加大强度的医院巡查都是重点内容。

2.更严苛的指标限制。

一方面，药占比和医疗费用增幅越来越低，辅助用药监控与处方点评成为常态；另一方面，纳入指标考核的范围也在不断延伸发挥。

首先是指标不再是医院个体的单独指标，而成为区域内指标层层分解，比如医疗费用增幅，国家卫计委的2017年深化医改重点工作任务专题发布会上曾提到，在分级诊疗背景下，要求各个省市要具体把费用增长的指标结合实际分解到每一个地市，然后每一个地市要把这种费用增长的指标分解到每个医疗机构，对基层指标可以相对宽松，但由于控费10%的前提没有变，因此这种“宽松”实际上是将压力嫁接到等级医院，意味着这些医院将面临更残酷的用药调整。

其次，纳入指标的考核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上海已经明确自费药品也将进入医院药占比考核，单独进行公示，这一措施使得自费药品不能「浑水摸鱼」开出处方；浙江也早已将自办药店购药列入药占比，断了医院分流药品以完成药占比考核的路。

3.医保正在强势介入监管。

医生的处方冲动在医保基金总额预付结余留存的带动下已得到有效制约，随着医保支付改革，临床路径和按病种支付全面推行，医保在销售终端的制约作用大大增强。

但医保能发挥的监管功能远远不止这些，福建的医保办模式是目前各地正在酝酿的监管大招，在该模式下，医药购销中的每一个环节，包括医务人员每个个体，都在医保层层监管中。目前广东、陕西、湖南、辽宁、浙江都已明确要试点这一模式。

4.卫生系统征信体系威慑力大大增强。

针对药企，医药购销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正在逐步完善，医药购销领域不良记录和黑名单制度与药企的招标采购资格挂钩，多部门间信用信息共享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也给药企“犯错成本”不断加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