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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一结束，北京市各大医院又门庭若市，号贩子也纷纷回到了“岗位”上。有关方面与号贩子的“斗智斗勇”还在继续：北京一家知名大型三甲医院宣布，两大“”科室实行普通门诊不限号。结果据该院医生称，天开始挂号后3个小时，抢着挂号的患者就令医院不堪重负，不限号措施“华丽丽地熔断了”。
勇斗号贩子的戏码，年复一年上演着，而号贩子早已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个中原因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不充足、不均衡的资源配置，不完善、不合理的就诊制度。把成因推给体制机制，似乎可以使大家都松一口气。但这一沉疴顽疾的形成，是值得各方面、每个人反思的。
当下，号贩子借着市场“无形之手”如鱼得水，相形之下，政府的“有形之手”却显得孱弱。大城市大型医院与社区、乡村机构，在诊疗能力上的级差仍然很大，以于医保报销倾斜政策都不足以产生吸引力；优质资源向基层下沉也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到位；分级诊疗的推进，依然还没有达到矫正无序就诊的目的；甚构建合理的分级诊疗制度，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交给医联体操作，在一些地方实践中似乎也显得有些茫然。在彻底缓解“看病难”的医改推进中，政府的责任还要继续加强。
被号贩子紧盯，又饱受公众的责难，汇聚了大量医生，配置了医疗设备的大型医院似乎很委屈，但从这一角度再次印证，只靠大医院的“大跃进”，无论水平能达到怎样的高度，都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推行多年的对口支援，一度不为一些大医院所理解，甚在今天，一些医院对此还是不甚上心。但是要解决大医院堪比春运的就诊场面，缺少下级医院的分流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口支援也是大医院的“自救”，绝不仅仅是尽公益性义务。
要么起早贪黑排队，要么花大价钱买，患者挂号的辛酸实在是让所有人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在“看病难”的成因中就纯属无辜吗？似乎也不是。北京市某医院的一位知名专家，曾对自己接诊的患者做过系统分析，大约有六成患者的疾病在县级医院或社区医院就能解决问题。大病小病上三甲，已成为不少人的就诊原则，甚城市二级医院都逐渐少有人问津。专家号标价超低，当然是需求的推手，说白了，既然豪华的奥迪车这么便宜，谁还愿意坐奥拓呢？即使不是疑难杂症，人人也都想着到大医院找大专家看看时，号贩子的屡禁不绝就不足为奇了。
号贩子现象暴露了医疗卫生体制乃整个社会的诸多问题，医院也想了很多招：普通门诊不限号、延长门诊时间……然而，不针对病根儿开药方，大医院做再多文章也只能治标不治本，苦的只会是那些真正需要专家解决问题的疑难杂症患者和在一线加班加点的临床医生。
与春运类似，在大医院屡禁不绝的号贩子现象，其本质是“无序哄抢”有限的优质资源。如何将有限的优质资源合理、有序地加以配给，是政府、社会各方共同的思考题，也是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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